孤独症谱系障碍

义项:孤独症谱系障碍英文缩写
孤独症谱系障碍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组以社交沟通与社交互动持续缺陷、兴趣范围狭窄及重复刻板行为为核心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英文缩写为 ASD,中文语境中也常称孤独症或自闭症[1][2]。2013 年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SM-5)把原先分别列出的孤独性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未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等合并为单一诊断,并按症状严重程度与所需支持水平分级[3]。该障碍起病于发育早期、症状多持续终身,目前既无针对核心症状的特效药物,也缺乏可用于确诊的生物标志物,干预以行为和教育训练为主[4]。

目录
  1. 定义
  2. 原理
  3. 发展历程
  4. 应用
  5. 局限
  6. 参见

定义

孤独症谱系障碍属于神经发育障碍的范畴,其判断依据是行为层面的表现,而非某项化验或影像结果。DSM-5 将其核心表现归入 2 个领域:一是在多种情境中持续存在的社会沟通与社会互动缺陷,二是局限、重复的行为、兴趣或活动模式。社会沟通方面要求同时具备社交情感互惠、非言语交流行为、建立与维持人际关系三方面的缺陷;重复刻板方面则须在刻板动作或言语、坚持同一性、高度局限的兴趣、对感觉刺激反应异常 4 项中至少符合 2 项[3]。此外,症状须在发育早期出现并造成社交、职业等重要功能的临床显著损害,且不能用智力发育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更好解释。

中文文献把 ASD 概括为以社会交往障碍、语言交流障碍、兴趣或活动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性障碍,并把阿斯伯格综合征、孤独症边缘状态等一并纳入这一谱系[1][5]。由于表现轻重差异很大,DSM-5 对两大症状领域分别给出 3 级严重程度划分,依据是所需要的支持强度[3]。

原理

ASD 的确切发病机制尚未阐明,现有认识把它看作遗传易感性与环境暴露交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通路所致[6][4]。双生子研究显示同卵双胞胎共患率为 70%~90%,异卵双胞胎为 0%~10%,家系研究提示 ASD 患儿同胞的患病风险明显高于普通人群,遗传度估计值多在 70%~90% 区间,但不同研究结论仍存争议[6]。分子层面已发现数百个基因及基因组区域与 ASD 风险相关,其中新发突变被认为是较主要的遗传因素,涉及突触发育、轴突导向和神经元迁移等基础通路[7][4]。

近年研究提出的解释框架把免疫失调、微生物-肠-脑轴紊乱、氧化应激以及孕期环境暴露等因素纳入同一个动态的致病网络,认为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交叉调控[6]。也有综述强调,脑发育过程涉及细胞增殖、程序性死亡、神经元迁移和突触形成等一系列易受干扰的环节,宫内环境因素可能使发育序列偏离,从而在若干年后表现为 ASD[8]。由于上述机制多停留在相关性层面,ASD 至今仍以行为观察和发育史采集作为诊断基础,尚无公认的生物学指标[7][6]。

发展历程

ASD 作为一个诊断类别的形成,与诊断标准的修订直接相关。在 DSM-Ⅳ 的框架下,孤独性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未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雷特综合征和儿童瓦解性精神障碍被分别列在“广泛性发育障碍”之下,共有 5 个独立诊断[3]。2013 年 5 月 DSM-5 正式发布,取消了这一组亚型,将其中孤独性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与未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合并为“孤独症谱系障碍”一个诊断名称[3][9]。

与之配套的改动还有 3 处。症状领域由原来的社交互动、沟通、重复刻板行为 3 类,调整为社交沟通与重复刻板行为 2 类,诊断所需满足的条件也从“3 类全中”变为“2 类全中”。起病年龄的限定有所放宽,不再要求 3 岁前即出现症状,只要症状存在于发育早期,允许在社会要求提高后才充分显现[10]。感觉异常被新增为重复刻板行为领域的一项标准,严重程度分级与是否伴智力损害、语言损害等标注项也被引入[3]。DSM-5 同时说明,既往已按 DSM-Ⅳ 确诊为孤独性障碍、阿斯伯格障碍或未分类广泛性发育障碍者,可直接沿用 ASD 诊断,无需重新评估。

在流行病学层面,不同时期的调查结果呈现上升走势。一项纳入 21 篇文献、覆盖中国大陆 349900 名儿童的 meta 分析显示,2017 年以后中国大陆儿童 ASD 患病率为 0.7%,男童 1.0%、女童 0.2%,高于 2017 年之前报告的 26.50/10 万[11]。美国相关监测网络 2023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1 个州 8 岁儿童 ASD 患病率为 27.6‰(约 1/36),较 2018 年的 22.7‰ 上升 17.8%[11]。基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的分析则显示,1990 年至 2023 年中国儿童青少年 ASD 患病率由 452.69/10 万升至 762.84/10 万[12]。

应用

在临床与研究场景中,DSM-5 标准、筛查量表和半结构化评估工具共同构成 ASD 的识别流程,DSM-5 的严重程度分级则被用于描述个体所需支持的强度[3]。医学干预以行为和教育训练为主、药物为辅:应用行为分析(ABA)是证据积累较多的代表性方法,其思路是运用学习与强化原理改变行为;面向 12~48 月龄幼儿的早期介入丹佛模式(ESDM)以 ABA 为基础并结合游戏化活动;结构化教学(TEACCH)则侧重对环境、时间与空间的组织[13][14][15]。言语治疗、作业治疗、感觉统合训练和社交技能训练等,常用于改善沟通、日常生活与社交方面的具体困难[13]。

药物在 ASD 中的作用限于对症处理。目前没有药物能够改善社交沟通与重复刻板这两类核心症状,临床所用药物主要针对伴随的焦虑、抑郁、多动、攻击行为、自伤、睡眠问题和癫痫等[16]。在公共卫生层面,多地已把 0~6 岁儿童孤独症筛查纳入儿童保健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按预警征初筛、量表复筛、转诊评估与康复干预的链条推进,婴幼儿期大脑可塑性较高被认为是尽早筛查的主要依据[17]。

局限

诊断标准本身存在边界模糊的问题。DSM 体系虽列明症状条目,但最终采信哪些信息由评估者决定,判定是否达到阈值的“切点”并不清晰;使用 ADI-R、ADOS 等工具的研究也显示,信息收集方式和切点设定不同会改变敏感度与特异度,在症状轻微或处于边界的情况下,诊断结论可能不一致[10]。与此同时,“临床显著损害”这一条要求较难操作,轻度症状者是否纳入、以实际表现还是以能力水平衡量,都可能影响结果[10]。

机制研究的局限同样明显。现有的遗传学发现多为相关性证据,尚未建立清晰的基因型-表型因果链条,数百个相关基因的存在使单一遗传模型难以解释全部病例,针对核心症状的药物研发因此缺少明确的靶点[7]。在干预方面,ABA、ESDM 等方法被证实可改善部分能力,但随访研究多受样本量小、周期短的制约,效果大小与长期结局尚缺一致结论[18]。有文献指出,ASD 尚无有效的生物标志物用于诊断和筛查,也没有特异性治疗药物,只能在早识别、早干预上着力[6]。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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