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

定义

城市化描述的是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由乡村主导转向城镇主导的过程。按中国国家统计部门的表述，它指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往往都会经历的历史阶段^[4]。更完整的界定还包括地域、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即传统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化^[1]。

中文语境中常将「城市化」与「城镇化」并用。国家统计部门解释，中国有两万多个建制镇，其中部分特大镇在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上已具备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采用「城镇化」的表述更能反映这类人口聚集形态，也更契合本国国情^[5]。城市化水平通常用城镇化率衡量，即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2]。

原理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互对应。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 Northam)在 1979 年通过观察多国城镇化的历史数据，把这一进程概括成一条被拉长的 S 形曲线，并用 30% 和 70% 两个拐点划分为 3 个阶段^[6]。在起步阶段，城镇化率低于 30%，城镇数量少、职能单一，城镇人口增长缓慢，一般在超过 10% 之后才略有加快^[7]。

当城镇化率进入 30% 至 70% 的区间，工业化积累了资本，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释放出劳动力，城镇吸纳能力增强，进程明显加速；跨越 70% 以后转入成熟阶段，增速放缓，城镇人口趋于平稳甚至出现向郊区分散的现象^[7]。S 形曲线是对各国经验的归纳，并非精确的数学模型，也有研究提醒不能把它理解为城镇化率必然达到 100%，或 30% 至 70% 之间始终保持加速^[8]。

驱动机制上，城市化依托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人口和产业向城镇集中，缩短了供需之间的距离，降低运输与交易成本，也使相互交流的机会增多，从而放大经济绩效并催生新产业、新技术和新业态^[9]。与之相对，人口和要素过度扎堆也可能带来不安全、不均衡、不协调的压力，这正是「城市病」的成因基础^[9]。

发展历程

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在 20 世纪后半叶明显提速。全球城镇人口从 1950 年的 7.51 亿增至 2018 年的 42 亿，同期世界城镇人口比重由约 30% 升至 55%^[10]。联合国《世界城镇化展望（2018 年修订版）》预计，到 2050 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再增加 25 亿，其中近九成增长发生在亚洲和非洲，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 3 国合计贡献约 35%^[11]。2018 年北美地区城镇人口比重为 82%，为各大洲最高；亚洲的比重约 50%，但因人口基数大，聚集了全球 54% 的城市人口^[12]。

中国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后进入高速阶段。1949 年末全国城市共 129 个，1957 年末人口城镇化率为 15.39%^[9]。1978 年城镇人口为 17245 万人，城镇化率仅为 17.92%；2022 年城镇常住人口达 92071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5.22%，40 多年间提高超过 47 个百分点^[1]。2012 年至 2025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53.1% 升至 67.89%，城镇常住人口从 7.22 亿人增加到 9.54 亿人^[13]。

2025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判断，中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14]。这一判断与 S 形曲线的成熟阶段特征相呼应，也意味着工作重心转向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功能完善^[15]。

应用

城市化水平是人口统计与区域规划的基础指标。中国常用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人口普查年份依据城乡划分规定判定各村（居）委会属性后直接计算；非普查年份则通过人口抽样调查，分解城镇地域扩张、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和城乡人口迁移 3 类因素估算当年变化幅度^[1]。由于户籍乡城迁移力度小于人口乡城流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差距，两个指标需配合使用^[5]。

在公共政策层面，城市化数据用于配置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并支撑城市群、都市圈的布局。2012 年以来，中国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300 万至 500 万城市落户条件进一步放宽，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不断优化；19 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约 75% 的人口和 84% 的国内生产总值^[13]。城市更新行动、老旧小区改造和地下管网改造等工程，也以城镇存量空间为对象展开^[13]。

局限

城镇化率是单一指标，只反映人口在城镇地域的聚集程度，无法单独体现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实际状况，因此不能全面衡量城镇化的质量^[5]。也正因如此，衡量新型城镇化还需纳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基本养老与医疗保险覆盖、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等多类指标^[5]。

快速城市化可能伴随「城市病」。相关研究将其归纳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表现，成因包括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不协调、制度建设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以及城市功能短期内难以匹配规模扩张。按阶段划分，这类问题在城镇化率低于 30% 时通常尚不明显，在加速阶段开始显现，在 50% 至 70% 之间因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而集中暴露^[16]。

城市化也并非没有边界。土地、水资源和能源的承载能力构成约束，城市蔓延还会占用周边耕地与生态空间；同时，人口流出地区可能面临小城镇萎缩和「三农」服务功能削弱的问题^[14]。有研究指出，S 形曲线不能被简单套用为「加速城市化」的政策依据，速度变化本身有其规律，中国已迈过城市化速度的拐点^[8]。

参见

• 城镇化率 —— 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核心统计指标，指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

• 诺瑟姆曲线 —— 用 S 形曲线描述城市化阶段演进的经典理论。

• 城市病 —— 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出现的交通、住房、环境等负面效应。

• 新型城镇化 —— 中国以人为核心、强调质量提升的城镇化路径。

• 城市群 —— 城市化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形成的高级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