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性格

定义

A型性格在学术文献中多称为A型行为类型(Type A Behavior Pattern，缩写TABP)，指的是一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方式与情绪反应倾向，核心成分包括过度的竞争性、强烈的成就驱力、突出的时间紧迫感，以及急躁、易怒和敌意^[3]。它描述的是一整套“行为—情绪复合体”，并非孤立的某一项人格特质，也不是外部压力本身，更接近个体面对挑战时习惯采用的应对方式^[1]。

处于同一连续体另一端的被称为B型行为类型，其特点为放松、合作、节奏平稳、较少感到被时间驱赶，A型与B型之间构成一个双极连续体，而非彼此排斥的两个类别^[1]。这一分类与血型无关，只是心理学用来描述行为风格的术语^[4]。国内一些通俗读物将其与C型、D型等并列为性格分类之一，这类划分较为粗略，属于概括性说法^[5]。

值得注意的是，A型行为类型并没有统一的、公认的核心界定，不同研究者对其包含的成分理解并不一致，这也是后续研究结论分歧的重要来源^[2]。

原理

A型行为类型本身是一种行为描述，并不直接构成生理机制。相关研究提出的解释是：具有这类行为特征的人在面对环境要求、挑战或挫折时，生理唤醒的反应幅度更大^[1]。罗森曼等人较早报告A型人群的血压、血清胆固醇和儿茶酚胺水平升高，后续多项研究得到类似结果；不过，A型与B型在慢性或基线生理指标上通常差别不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受到刺激时的反应强度上^[1]。

一条常被引用的中介路径是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的过度激活：持续的紧张与敌意反应带来血压、心率与心肌耗氧量上升，以及儿茶酚胺和游离脂肪酸水平变化，长期反复可能损伤血管内皮，进而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6]。另有国内文献从去甲肾上腺素长期过量分泌的角度作类似解释，认为其既增加心肌耗氧，也可能加速血栓形成^[7]。上述机制多属于推测性解释，证据强度有限^[6]。

在测量层面，A型的评定最初依靠结构化访谈，由访员根据回答内容、语速、语气和举止作出判断，后续又发展出自我报告式量表^[3]。研究者指出，自陈量表对A型行为的评估效果不如面对面访谈，多种量表并行使用反而造成结果混乱^[3]。中国版的A型行为类型问卷由张伯源主持编制，共60题，分为时间匆忙感(TH)、争强好胜与敌意(CH)两部分各25题，另设10道测谎题(L)，以TH与CH之和划分类型^[8]。

发展历程

A型行为类型的概念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临床观察。心脏病学家迈耶·弗里德曼(Meyer Friedman)与雷·罗森曼(Ray Rosenman)注意到冠心病患者在候诊室中多只坐椅子的前缘，由此推测其行为方式存在共性，并将这类特征命名为A型行为类型，与之相对者称为B型^[7]。1959年起，两人的相关论文陆续发表，由于该类型是在冠心病患者身上观察到的，他们也曾称之为“易患冠心病行为模式”^[3]。

1960年至1969年间进行的西部协作组研究(Western Collaborative Group Study)对3154名39至59岁的健康男性作了约8年半的随访，结果显示A型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约为B型者的2倍，且这一关联在控制胆固醇、吸烟、血压等因素后依然存在^[9]。同一时期，詹金斯活动调查等量表相继开发，A型行为研究在60至70年代迅速扩展，被视为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3]。

1981年，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组织的评审小组在《循环》杂志发表综述，认为当时已有证据表明A型行为与中年在职美国人临床冠心病风险升高相关，其相对危险度与年龄、收缩压、血清胆固醇、吸烟等经典因素处于同一量级^[10]。这一结论一度成为该领域的主导观点^[2]。

进入80年代后，否定性结果不断出现。有研究者重新分析西部协作组研究中的231例冠心病患者资料，发现A型者的冠心病死亡率反而低于B型者；马修斯等人的元分析在加权后也未发现A型行为与冠心病发病率之间存在可靠预测关系^[2]。此后研究重心从把A型当作整体，转向拆分其内部成分，敌意被认为是与健康结局关联最紧密的部分^[1]。

在中国，张伯源等人在参考国外量表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编制适合中国人群的A型行为类型问卷，经多次修订后在全国协作范围内推广使用^[8]。该问卷此后被广泛用于职业紧张、脑血管疾病、青光眼、驾驶行为等方向的调查研究^[8]。

应用

在心身医学与心血管研究中，A型行为类型长期被用作考察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关系的切入口，与之相关的测量工具和访谈方法也成为行为医学的常规内容^[3]。基于该概念的干预研究也曾开展，例如针对心肌梗死后患者调整A型行为以降低复发风险的项目^[11]。

在组织与职业健康领域，A型行为被用于研究工作压力与员工身心反应的关系。同等外部压力条件下，A型员工往往报告更多的身体与情绪紧张，也更倾向承担高要求的工作；相关研究还比较了不同职业中A型行为的分布，发现管理、销售类职业中的比例高于技术工人、熟练工匠和艺术工作者，城市高于农村^[1]。

另有研究把A型行为作为事故与轻度疾病的易感因素加以考察，认为匆忙、好胜的行为风格与工作、运动及道路交通中的事故率存在经验性关联^[1]。国内研究亦发现，A型行为中的竞争性与敌意成分与职业紧张、脑血管疾病等指标存在相关性^[8]。

局限

A型行为类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概念界定不清。研究者对其包含哪些成分、核心本质是什么长期缺乏共识，测量工具又分为访谈与自陈量表两类，彼此结果并不一致，这被认为是研究结论互相矛盾的主要原因^[2]。罗森曼本人也批评部分自陈量表对A型行为的评估效果差、量表之间关联薄弱^[3]。

其次，作为疾病预测指标，其效力并不稳定。自80年代中期起，多项前瞻性研究未能在健康人群或心肌梗死存活者中复现A型行为对后续冠心病事件的预测作用，冠脉造影研究中也只有少数报告支持A型与病变严重程度的关联。有综述指出，阳性关联更常见于横断面和病例对照研究，而非前瞻性研究；更常见于较年轻的群体以及仍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1]。

此外，A型行为即使与疾病相关，也只是一个促进因素而非决定因素。是否发病还取决于个体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环境，并非所有具有A型行为特征的人都会罹患心血管疾病^[12]。把人群简单二分为A型与B型，在方法上也受到质疑，因为个体差异并不能被两个类别完整涵盖^[13]。

参见

• B型性格 —— 与A型性格处于同一连续体另一端的行为类型

• 冠心病 —— A型行为研究最主要关联的疾病

• 人格心理学 —— A型性格所属的学科领域

• 心身疾病 —— 心理行为因素在其中起作用的躯体疾病类别

• 弗里德曼 —— A型行为类型概念的提出者之一

• 职业紧张 —— A型行为在国内研究中常被用于解释的工作压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