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率

义项:储蓄占收入比例
储蓄率

储蓄率是储蓄额占同期收入的百分比,衡量一定时期内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所占的比重,是分析一国或一个家庭储蓄倾向、消费行为和资金积累水平的重要指标。按统计范围不同,储蓄率可分为国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和个人储蓄率等口径;在中国,居民储蓄率通常用住户部门总储蓄与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计算。储蓄率的高低既受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影响,也与人口结构、社会保障、消费习惯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有关。

目录
  1. 定义
  2. 原理
  3. 发展历程
  4. 应用
  5. 局限
  6. 参见

定义

储蓄率指一定时期内储蓄额占同期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储蓄即该期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居民储蓄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1][2]。作为经济流量指标,它必须对应特定时期计算,反映的是收入中结余下来的份额,而非某一时点的存款余额[2]。

按统计范围不同,储蓄率有若干口径。总储蓄率指一国全部储蓄金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个人储蓄率指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3]。国民总储蓄率又称国民储蓄率,在跨国比较中通常用国民总储蓄除以国内生产总值近似表示,包含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储蓄[4][5]。

中国官方并不直接发布「居民储蓄率」,该指标可由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推算:居民储蓄率等于住户部门总储蓄除以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其中住户部门总储蓄等于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减住户部门最终消费[6][7]。

原理

在宏观经济学中,储蓄率与储蓄函数的理论由凯恩斯提出。按凯恩斯对收入构成的划分,收入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即 $Y = C + S$,由此可得到储蓄函数 $S = S(Y)$,储蓄随收入同方向变动[8]。若消费函数取线性形式 $C = \alpha + \beta Y$,则线性储蓄函数为 $S = Y - C = -\alpha + (1-\beta)Y$,其中 $1-\beta$ 为边际储蓄倾向[8]。

储蓄倾向分为平均储蓄倾向与边际储蓄倾向两类。平均储蓄倾向是总储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公式为 $APS = S/Y$;边际储蓄倾向是储蓄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例,公式为 $MPS = \Delta S / \Delta Y$[9]。二者分别与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互补,关系可表示为 $APC + APS = 1$ 和 $MPC + MPS = 1$,因此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互为补数,知道其中之一便可推出另一个[10]。


flowchart LR

A[收入 Y] --> B[消费 C]

A --> C[储蓄 S]

B --> D[平均消费倾向 APC = C/Y]

B --> E[边际消费倾向 MPC = ΔC/ΔY]

C --> F[平均储蓄倾向 APS = S/Y]

C --> G[边际储蓄倾向 MPS = ΔS/ΔY]

发展历程

近代对储蓄与收入关系的系统论述来自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可写作 $C = \alpha + \beta Y$,并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平均消费倾向也随收入增加趋于下降[11]。

此后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补充了储蓄行为的微观解释,认为人们倾向于在一生中平滑各期消费:年轻时收入低而负储蓄,中年收入较高时是储蓄的主要积累期,退休后再度进入负储蓄阶段。据此,长期收入增长率与人口结构变化被视为影响储蓄率的关键因素。

从长期数据看,中国居民储蓄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 2023 年间大体维持在 36% 至 45% 之间,处于全球较高水平[12]。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在 2008 年前后达到 52.3% 的高点,此后逐步回落,2017 年仍为 46.2%,高于约 20% 的世界平均水平[5]。

应用

储蓄率是国民经济核算与宏观分析的基础指标之一。通过对居民、企业、政府三个部门储蓄的分拆,可以判断一国资金积累的来源结构和储蓄倾向的变化,为分析投资资金来源和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依据[5]。相关研究显示,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较为稳健的相关性,经济体规模越大,二者相关性越高[5]。

在跨国比较中,储蓄率常用于衡量不同经济体的积累水平和消费倾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7 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为 47.0%,明显高于 26.5% 的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期美国和英国的储蓄率分别为 18.1% 和 13.0%[13]。

在家庭层面,储蓄率被用于衡量个人或家庭的财务安排,个人储蓄率通常按月计算,公式为个人储蓄率等于月收入减月支出再除以月收入。

局限

储蓄率的口径差异会影响结论。以可支配收入减消费性支出衡量的居民储蓄率,与以新增存款除以可支配收入衡量的储蓄率可能明显背离,因为后者包含了居民处置其他存量资产带来的存款变动,并兼具流量与存量特征[4]。此外,若把购房支出纳入消费口径,居民储蓄率的走势可能由下降变为上升,说明统计口径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对储蓄行为的判断[4]。

用存款余额衡量储蓄率也存在偏差。储蓄在宏观经济学中是与国内生产总值类似的流量概念,必须限定在一定时期内计算,而居民存款余额是存量指标,且未涵盖现金、股票、国债等其他储蓄形式,也忽略了住房等有形资产的增加。因此,以存款余额定义的储蓄率难以准确刻画实际储蓄倾向,剔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储蓄率更需要专门处理。

储蓄率本身并不必然构成政策干预的直接目标。它受人口结构、社会保障水平、收入增长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多种结构性因素影响,仅凭储蓄率的高低难以判断经济状况的优劣[5]。

参见

  • 可支配收入 —— 居民储蓄率的计算以其为分母,收入扣除消费后的余额即为储蓄。

  • 消费函数 —— 描述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函数,与储蓄函数互为补数。

  • 边际消费倾向 —— 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与边际储蓄倾向之和恒为 1。

  • 国民经济核算 —— 储蓄率的统计口径与中国资金流量表均建立在该核算体系之上。

  • 持久收入假说 —— 从长期收入和生命周期角度解释储蓄行为的理论。

  • 国内生产总值 —— 跨国比较中常作为国民储蓄率的分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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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6-10-13T17:31:1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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