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债

义项:以利率为标的的债券
利率债

利率债是发行主体以政府信用为基础或以政府提供偿债支持为基础发行的一类债券,其内在价值主要受市场利率和资金机会成本影响,而非发行主体的信用状况。[1] 在中国,利率债通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和央行票据等品种,其中广义口径还涵盖政府支持机构发行的债券。[2] 这类债券是债券市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收益率被视为无风险利率的重要参考,也是基金、银行等机构配置固定收益资产的基础工具。[3]

目录
  1. 定义
  2. 原理
  3. 应用
  4. 局限
  5. 参见

定义

利率债指以政府信用为基础,或由政府提供偿债支持而发行的债券。由于有政府信用作为担保,在正常情形下,这类债券的信用风险很小,影响其价值的核心因素是市场利率水平或资金的机会成本,“利率债”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1] 与之相对的是信用债,后者由政府和准政府机构之外的主体发行,价格除了受市场利率影响,还取决于发行人的信用状况。[2]

在中国市场的实践中,利率债有狭义与广义两种划分。狭义口径只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两类;市场机构通常采用的广义口径则除这两类外,还纳入中央银行发行的票据、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以及政府支持机构发行的债券。[1] 部分公募基金合同也将利率债直接界定为国债、央行票据和政策性金融债券的组合。[4]

从品种归属看,国债由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发行,以中央财政收入作为偿债保障,主要用于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需要以及弥补财政赤字;地方政府债券以地方财政收入作为还本付息来源,目前只有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可以发行;政策性金融债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发行,这些银行承担政策执行职能并受中央政府信用背书。[1] 央行票据则是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工具。[5]

原理

利率债的定价基础是现金流折现。债券价格等于未来各期利息与本金按市场收益率折现后的现值之和,因此市场收益率上行时价格下跌,收益率下行时价格上涨,二者呈反向变动关系。[6] 由于利率债的信用风险极小,这一价格与收益率的反向关系几乎构成其全部价格波动的来源。[7]

衡量利率敏感度的核心指标是久期。麦考利久期(Macaulay Duration)是以现金流现值为权重的加权平均期限,修正久期则由麦考利久期除以 $(1+r)$ 得到,其含义是收益率变动 1 个百分点时债券价格估算的百分比变化。[6] 价格变动可近似表示为 $\Delta P = -P \cdot D^{*} \cdot \Delta r$,其中 $P$ 为市场价格,$D^{*}$ 为修正久期,$\Delta r$ 为收益率变动。[6] 修正久期越大,债券价格对收益率变化越敏感,收益率上升造成的跌幅也越大。[8]

久期本身受票面利率、剩余期限和到期收益率影响。其他条件不变时,票面利率越低、剩余期限越长、到期收益率越低,久期越长;久期会随市场利率上升而缩短,随利率下降而变长。[6] 除单券久期外,关键利率久期可以进一步刻画债券价格对收益率曲线不同期限段变化的敏感程度,常用于更精细的利率风险分解。[9]


flowchart LR

A[宏观经济与通胀预期] --> B[货币政策与资金面]

B --> C[市场收益率曲线]

C --> D[利率债价格反向变动]

D --> E[组合净值波动]

F[修正久期] --> D

应用

利率债的市场结构经历了由国债主导到地方债主导的演变。2022 年,地方政府债券存量余额首次超过金融债,成为债券市场第一大品种,此后份额持续上升;到 2024 年末,地方政府债存量为 47.34 万亿元,占全市场比重 26.90%,金融债存量 40.06 万亿元,占 22.76%,国债存量 34.29 万亿元,占 19.48%。[10] 中央结算公司的托管数据也显示,2024 年末地方政府债、国债与政策性金融债三者合计占其债券托管总量的九成以上。[3]

期限结构方面,利率债呈现长期化趋势。2019 年财政部放开地方政府债券期限限制后,新增专项债发行期限明显拉长,普遍以 10 年及以上为主,以匹配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收周期,10 年期及以上品种的存量占比因此持续抬升,市场整体久期被推高。[11] 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机制则在 1998 年进行改革,自 1999 年起全面实行市场化招标发行,成为债券市场中发行规模仅次于国债的券种。[12]

从发行节奏看,利率债供给与财政政策力度密切相关。2025 年一季度,利率债发行量达到 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其中国债同比增长 34%、地方政府债同比增长 80%、政策性金融债同比增长 37%,国债与地方债发行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呈现明显的发行前置特征。[13]

利率债是固定收益类基金的主要投资标的。多只利率债主题基金合同约定,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其中投资于利率债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投资范围包括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和债券回购等,且明确规定不投资股票、可转债、信用债与国债期货。[4] 这类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多采用中债-国债及政策性银行债指数收益率或国证利率债指数收益率。[14]

在组合管理中,久期是调整利率债持仓的主要手段。预期市场利率下降时,管理人可拉长组合久期,以获取债券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预期利率上升时则缩短久期,以减小价格下跌的损失。[15] 与之配套的还有收益率曲线策略,通过判断曲线平行移动、变陡或扭曲来选择子弹型、哑铃型或梯形配置,以及骑乘策略和息差策略等。[15]

利率债还是各类机构的重要配置资产和流动性管理工具。商业银行长期是利率债规模最大的持有方,2023 年商业银行持有债券规模占比接近 70%;境外机构持有的债券品种同样以利率债为主,2023 年境外机构持有国债与政策性金融债合计 3.09 万亿元。[16] 由于参与者众多、报价透明、买卖价差较小,利率债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通常优于信用债,也更便于通过质押式回购进行融资。[2]

在交易层面,不同利率债品种的定价角色存在差异。政策性金融债的换手率最高、交易属性最强,主要由基金参与;国债由配置盘与交易盘共同定价,其中 30 年期国债的流动性提升明显,成为利率债中活跃度较高的品种;地方政府债仍以银行、保险为主要配置方。[17]

局限

利率债信用风险小,但并不意味着对违约完全免疫。历史上曾出现主权债券本息兑付延期乃至实质性违约的情形,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希腊等国家的主权债务即出现过违约。[1] 这说明“无信用风险”只是在正常情形下的近似判断,而非制度性保证。[2]

利率风险是利率债无法回避的主要风险。当市场收益率水平上升时,债券价格下跌,持有组合的净值随之缩水;久期越长,这一冲击越大,长期和超长期利率债的价格弹性因此明显高于短期品种。[7] 2019 年以来 10 年期及以上品种占比持续抬升,使市场整体久期被推高,也在结构上放大了利率波动的影响。[11]

久期作为风险度量本身也有前提条件。以麦考利久期衡量利率风险,隐含了收益率曲线平直且各期限利率平行变动的假设;现实中不同期限的即期利率水平与变化幅度并不一致,直接用久期度量会与实际情况产生偏差,需要借助关键利率久期等更细的方法加以修正。[9] 此外,修正久期只给出一阶近似,收益率变动幅度较大时,还需引入凸性才能较准确地估算价格变化。[18]

从收益角度看,利率债的票息水平通常低于信用债,因为其定价中不含信用风险补偿。[19] 这使其在承担利率波动的同时缺乏额外的信用利差缓冲,收益空间相对有限。[20] 由于利率债价格对通胀预期、货币政策与资金面变化高度敏感,其表现与宏观环境紧密绑定,难以通过分散发行主体来降低这部分共同风险。[2]

参见

  • 信用债 —— 与利率债并列的另一大类债券,价格受发行主体信用状况影响。[2]

  • 国债 —— 以中央财政为偿债保障的政府债券,是狭义利率债的核心品种。[1]

  • 地方政府债券 —— 以地方财政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目前存量规模最大的利率债品种。[10]

  • 政策性金融债 —— 由政策性银行发行、受政府信用支持的债券,属广义利率债。[1]

  • 久期 —— 衡量债券价格对利率变动敏感度的指标,是管理利率债风险的核心工具。[8]

  • 收益率曲线 —— 反映不同期限债券到期收益率水平的曲线,是利率债定价与策略制定的基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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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6-10-28T18:56:2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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