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

定义

道德风险指经济代理人在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损害委托人或其他代理人效用的行为风险。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出的这一定义强调，该风险一般由信息不对称引起，是理性经济人针对自身所掌握的隐蔽信息作出的理性反应，因而又被称为事后机会主义行为^[1]。

从契约角度看，道德风险出现在不确定性以及不完全的或受限制的合同之下：负有责任的一方既不承担自身行动的全部损失，也不享有行动的全部收益，于是其行为会偏离对另一方最有利的选择^[2]。信息经济学把非对称信息问题分为两类，道德风险对应隐藏行为，发生在契约签订之后；逆向选择对应隐藏知识，发生在签约之前^[3]。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风险是经济学的分析术语，描述的是激励结构造成的行为变化，并不等同于对当事人品德的评价^[2]。保险经济学研究者马克·保利也指出，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实际上与道德关系不大，其关键在于索赔对投保人而言变得更为廉价。

原理

道德风险的生成依赖三个条件：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不一致、委托人难以观察代理人的行为、代理人不用承担行动的完全后果^[4]。由于观察结果只是行动与外生随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委托人即使能看到产出，也无法据此准确推断代理人付出了多少努力^[4]。阿罗在 1985 年将代理人的信息优势划分为隐蔽行为与隐蔽信息，前者指不能被他人准确观察的行动，后者指作出正确决策所需但未全面披露的信息^[1]。

在契约理论的表述中，可以用结果函数刻画这一问题。设产出为 $Y=a+\varepsilon$，其中 $a$ 是代理人选择的努力程度，$\varepsilon$ 是代理人无法控制的外生冲击；委托人只能观测 $Y$ 而不能观测 $a$，据此设计的报酬契约便无法直接约束努力水平^[4]。在这样的约束下，最优契约要在风险分担与激励之间取得平衡：若委托人风险中性、代理人风险规避，风险本应全部由委托人承担，但完全保险又会削弱努力激励，因此实践中常采用部分保险安排^[4]。

按照发生环节的不同，道德风险可划分为两类。事前的道德风险指在结果出现之前行为发生改变，例如投保后降低防范程度；事后的道德风险指在损失发生之后的行为变化，例如在已有保障时申请更多赔付^[5]。若交易双方各自掌握对方难以观察的私人信息，双方都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则构成双边道德风险^[6]。

发展历程

道德风险这一说法源自保险业。据研究者德姆贝与博登的梳理，该词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到 19 世纪后期已被英国保险公司广泛使用，早期含义带有欺诈或不道德行为的负面色彩^[7]。另一些研究指出，该术语由火灾保险商在 19 世纪提出，用来区分导致火灾的不同危险：与起火原因（如雷击、短路）相关的物理危险、与损失程度（如建筑类型）相关的物理危险，以及与被保险人防范行为相关的道德风险。

在保险法领域，1865 年出版的《火灾保险实务》把道德风险定义为：基于通过火灾损毁财产、或者容忍财产遭受火灾损毁的动机而产生的危险，这一表述被视为该概念正式进入保险领域的标志^[8]。

20 世纪 60 年代起，道德风险被纳入现代经济学的正式分析。肯尼斯·阿罗在 60 年代研究保险市场时指出，保险合同可能诱使投保人改变行为，从而改变承保人所承担的风险^[9]。自阿罗与保利的相关论述发表后，道德风险模型逐渐应用于分成租佃契约、公司治理、许可协议和高管薪酬等问题的研究。

应用

保险市场是道德风险分析最经典的领域。投保人投保后防范积极性下降，承保人难以观察其行动，也难以判定事故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投保人的疏忽，火灾保险中的情形常被用作说明^[10]。在医疗保险中，由于患者不再承担全部医疗费用，医疗服务的需求与支出会相应上升，进而推高整体医疗成本和保费水平。

在信贷与金融领域，银行提高利率会加重借款人的成本，借款人可能转而把资金投向风险更高、收益更高的项目，而银行难以观察其资金用途，道德风险由此产生，并可能带来信贷配给现象^[11]。金融机构若预期在出现问题时能得到最后贷款人的保护，也可能比没有这种保护时承担更多风险^[5]。

在劳动雇佣与组织管理中，雇员的努力程度难以无成本地监督，其目标又与雇主不完全一致，因此需要借助激励性薪酬安排^[3]。当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时，经营风险由所有者承担，管理者的积极性与审慎程度也可能受到影响^[4]。针对这些问题，机制设计与契约设计被用于降低道德风险水平，例如按业绩提成的薪酬机制^[3]。

在保险实务中，共保、按比例自付和免赔额等安排通过提高被保险人的自付支出，削弱其过度消费或过度索赔的动机，从而缓解道德风险^[5]。

局限

道德风险的度量和检验存在困难。理论上，保险会提高医疗服务支出，但其中只有一部分属于道德风险，其余可能来自收入效应，即保险在生病时使人相对更为宽裕^[12]。因此，把保险后支出的全部增加都归因于道德风险会高估其规模。

道德风险理论在解释现实时也存在边界。该理论暗示，若被保险人自付费用降为零，需求可能无限膨胀，但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反而低于美国，这说明理论推论与实际观察并不总是一致。此外，保险关系中并非只有投保人一方可能出现此类问题，医疗服务提供方有过度提供服务的动机，保险方则有减少赔付的相反动机，单一视角的分析容易遗漏这些方面。

就治理手段而言，各类激励契约只能在保险与激励之间求得折中，通常无法达到信息完全条件下的最优结果^[4]。同时，道德风险难以根除：它源于人的自利性与机会主义倾向，制度只能降低其发生概率，而不易彻底消除^[13]。

参见

• 信息不对称 —— 道德风险产生的信息条件，指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等。

• 逆向选择 —— 与道德风险并列的另一类非对称信息问题，发生在签约之前。

• 委托代理理论 —— 分析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激励与信息问题的理论框架。

• 机会主义 —— 道德风险在行为层面所表现出的自利倾向。

• 机制设计 —— 通过契约与激励安排缓解道德风险的方法。

• 保险 —— 道德风险概念最早产生并最常被讨论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