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

定义

社区支持农业是农场与其所服务的消费者群体之间形成的互助式产销关系，双方以承诺换取稳定的食物供应。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将其描述为具有相互承诺性质的伙伴关系：支持者通过购买当季收成份额来覆盖农场全年运营预算，部分情况下还参与农事劳动，农场则尽力提供健康的应季新鲜农产品^[2]。

从字面理解，该模式要求社区成员对农场经营作出承诺，使农场在制度与认同两个层面都成为"本社区的农场"，农民与消费者共同承担粮食生产风险、分享收益，消费者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股东"身份，也可能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承担减产后果^[1]。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URGENCI)则强调，各地并无固定组织方式，这种关系更像一个供社区借鉴的合作框架^[2]。

在中文语境中，该模式还有社区支持型农业、社会农业、社群支持农业、社区支援农业等称法，学术研究中亦以"巢状市场""短链农业"指称同类实践；其英文名称在不同地区译法不一，日本称"提携"(TEIKEI)，法国称"维持农民农业协会"^[5][2]。

原理

该模式的核心机制是预付制与份额制。消费者在产季开始时预先支付一笔费用，相当于提前分担农场的生产成本，农场再依据当季实际产出，按周或按约定频次把蔬菜等农产品配送到固定取菜点或消费者手中。由于中间环节被压缩，农场在播种之前即获得现金流，不必完全依赖收获后的市场销售^[6]。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把这一关系概括为4项基本理念：伙伴关系（供需双方对当季供应与采购的相互承诺）、本地化（推动本地交换、重建地方经济）、团结（共享健康生产的风险与收益，并预付足以让农户体面生活的公道价格）、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基于面对面接触与信任，不设中间人与等级）^[2]。

在实际运行中，多数社区支持农场采用有机方式种植，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和化肥，以恢复农田生态系统为目标；由于有机肥用量远高于化肥、人工投入更大，生产成本相应偏高，因此农场通常实行"不分菜"的统一价格，即全年的菜品按同一标准计价^[6]。

除配送份额外，还存在劳动份额形式，即消费者到农场认种一小块地并参与耕作；农场一般保持开放，允许成员随时到田间查看生产情况、参与劳动，以此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6]。

发展历程

该模式的源头通常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与瑞士。日本方面的记录有两种说法：一说1965年当地消费者因担心化肥、农药污染而与有机农产品生产者签订供需协议，形成称为"提携"的制度^[1]；另一说为1971年一批家庭主妇不满惯行农业过度追求产量、大量施用农药化肥，转而与本地生产者协商按双方认可的方式生产，并预付高于常规农产品价格的货款^[5]。两种说法均指向日本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缔约这一共同事实。

20世纪80年代，这一理念在美国流行，并扩散至欧洲多个国家；进入21世纪后，社区支持农业在世界多国获得较快增长。2008年，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URGENCI)成立，成为推动该模式全球联络与推广的主要组织^[2]。

相关研究显示，作为发源地的日本，随着有机农场数量减少和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社区支持农业趋于衰落；而在其后兴起的美国，该模式因契合民众需求而持续扩张，形式日趋灵活，农场平均规模趋于缩小^[7]。

在中国，2006年温铁军所在学院率先发起"购米包地"活动，被视为该模式的雏形；2009年，小毛驴市民农园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原则对外招募消费者，成员预付费用、农场按产季定期配送蔬果，引起媒体与学界关注。此后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四川、福建等地陆续出现同类实践，农夫市集也随之被更多消费者接受^[5]。另有研究认为，该模式于21世纪初传入中国^[3]。

应用

社区支持农业最常见的应用是会员制宅配农场：成员预付年费，农场按周配送应季蔬果，部分地区还配合设置取菜点或与农夫市集共用场地^[4]。在北美，一些农场组成协作型社区支持农业，由多个农户联合供货，以扩大品种、延长供应期、平衡供给；也有农场把部分产品供应给社区购买俱乐部^[8]。

除产销功能外，该模式常与食农教育、都市农业结合。相关实践包括在城市学校建设屋顶菜园、组织农夫市集让生态农人直接进城售菜、开展面向消费者的农场参观与体验活动等，这些形式被统称为社会化的生态农业^[6]。

在组织形式上，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实践大致可分为由个人或群体合伙发起、由高校与官方研究机构发起等类型，前者多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一、二线城市，依托城市中产阶层的资源投资生态农业^[5]。高校方面亦有把普通农户与城市消费者直接对接的"巢状市场"试验，意在减少服务环节并提高农民参与度^[9]。

局限

规模与替代性是这一模式的明显边界。有研究指出，社区支持农业不可能取代规模化种植，其意义更多在于为可持续农业提供一条补充路径^[3]。由于份额数量取决于当季产量，成员能获得的品类和数量随季节与气候波动，某些作物集中成熟时供应可能过剩，歉收时则相应减少；在多数情况下成员须提前付费，无法像在超市一样按需挑选^[8]。

经营层面的困难同样突出。加拿大的推广资料指出，社区支持农业给农户带来的净收入并不稳定，许多情况下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不少农户需依靠农场外工作补贴收入；此外，份额分装、取菜点管理、农场活动组织等事务也消耗大量人力^[8]。

在中国实践中，该模式还面临管理方式偏家长式、专职有机农业生产人才不足、农资市场上多数种子不可留种、消费者对产品种类与品相要求较高等问题；土地多从村集体承包且位于城市近郊，随城市扩张面临地价上涨与拆迁压力，农场经营稳定性受到影响^[9]。

参与结构方面，早期消费者与推动者多为中等收入群体，普通农民话语权体现不足、参与度不高，如何让小农户在这一模式中受益仍是待解问题^[9]。

参见

• 有机农业 —— 社区支持农业农场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

• 农夫市集 —— 与该模式并列的短链农产品流通形式。

• 都市农业 —— 社区支持农业常被纳入的城市周边农业形态。

• 温铁军 —— 推动中国早期社区支持农业试验的学者。

• 食品安全 —— 该模式兴起的直接社会背景之一。

• 消费者合作社 —— 消费者集体采购农产品的另一种组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