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调查侦探事务所

沿革

中国的民间调查活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公开形式出现。1992 年 11 月，上海《新民晚报》报道了刑侦专家喻本宏退休后开办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被视为国内较早的私人调查机构，但该所开办不到一年即告关闭^[2]。同期，沈阳、成都等地也出现了克顿调查事务所、协力民事调查事务所等机构^[2]。

1993 年，公安部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禁止单位和个人开办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查找亲友，安全防范技术咨询以及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3]。在此背景下，一批原有机构被停业整顿，另一些则改以「调查」「咨询」名义办理工商登记，商务调查公司由此成为民间调查机构较为常见的存在形式^[4]。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上海、广东等地陆续出现一批正式注册的商务调查机构，业务多集中在企业资信调查、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和民事诉讼调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企业对市场情报、竞争对手分析和交易安全的需求增长，行业价值逐渐显现。

由于国家工商局的企业登记经营范围规范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一直没有「商务调查」这一项目，内地真正以专项调查为核心业务并完成注册的机构数量有限，行业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部分新设企业的工商登记范围为市场调查、社会调查、法律咨询、信息咨询服务等一般项目，并未包含侦探类业务。

主要业务

商业调查是该类机构的核心业务，具体包括商业泄密举证、商业侵权取证、商业欺诈调查、损害事实举证、商业尽职调查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调查等。商业尽职调查多用于重大投资或并购之前，核查目标公司的股权架构、实际控制人、经营状况和商业信誉^[5]。

背景调查服务面向企业人力资源需求，涉及员工学历核查、专业资质核查、健康病史核查、离职原因调查以及原单位在职表现调查等。与之相关的竞业调查包括入职前背景调查、在职忠诚度调查、离职去向调查、违反竞业限制的取证以及竞品调查、品牌仿冒调查取证等。

知识产权保护是另一类常见委托，机构可协助商标和专业打假、专利侵权调查、软件著作权与版权侵权调查，并配合代理商业犯罪报案。在保险领域，此类机构受托核查工伤和保险索偿案件的真实情况，通过记录索偿者在公开场所的活动情况判断其身体活动能力^[6]。

部分机构还提供诉讼支持服务，按照客户或律师的指示，就民事、刑事案件搜集证据材料^[7]。此外，市场调查公司、企业信用调查公司、打假调查公司、商业情报调查公司等虽同属商务调查范畴，但经营范围和服务方向各有差异。

组织与治理

内地商务调查机构多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常见形式为自然人独资或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规模从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其登记经营范围一般只列明市场调查、社会调查、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法律咨询等项目，并注明不含涉外调查、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

部分机构由律师事务所属下的调查部门独立发展而来，也有机构与律师团队建立合作关系，形成调查与法律服务的衔接。从业人员背景多样，一些机构的调查人员来自政法院校刑侦专业，也有由警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组成核心团队的机构。

在中国境外，香港对私家侦探并无专属发牌制度，但调查手段受《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及普通法约束，查阅公司注册处、法院等公开数据库属于常见做法^[6]。国际调查机构中，1972 年成立于美国纽约的金融侦探社，以及在中国多个城市设有办事处的平克顿等，是较具代表性的机构。

争议

此类机构的合法性长期存在讨论。公安部 1993 年的通知属于内部通知而非法律，明令禁止的是以私人侦探名义登记注册的民间机构，并未明文禁止当事人委托他人协助证据调查活动^[1]。有观点认为，对民间调查行为的性质界定应当依具体行为而论^[1]。

调查手段的合法性是争议焦点之一。在街道、商场、餐厅等公众场所进行远距离拍摄、以独立证人身份撰写客观行程记录、查阅法院和公司注册处等公开数据库属于合规做法；入侵私人住宅、酒店房间或公司内部非公开区域，在他人车辆安装追踪设备，以及通过非法手段截取通讯内容，则属于违规做法^[6]。采用跟踪、盯梢、暴力或在他人活动场所安装视听设备偷拍偷录等手段获取的音像材料不被认定为合法证据，取证方还可能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行业内部也存在无序竞争问题。有报道提到，部分调查机构之间互相拆台，甚至向造假方泄露委托方情报，导致调查行动失败；同时，委托方压价和多家机构一哄而上，也使代理费用不断走低^[8]。

参见

• 商务调查 —— 该类机构所从事的营利性商业调查活动。

• 尽职调查 —— 商务调查机构在企业投资、并购前的常见业务类型。

• 知识产权 —— 侵权调查与打假取证服务的核心对象。

• 竞业限制 —— 竞业调查服务所依据的法律制度。

•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 香港规范调查手段的主要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