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版权管理

定义

数字版权管理指运用密码、数字水印、访问控制等技术，对数字内容的发布与使用加以控制和管理，以保护知识产权的一套方法^[1]。它既包括对内容本身的加密与标识，也包括对谁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内容的规则描述^[2]。

这一概念在中文文献中又称数字权益管理或数字权利管理^[1]。早期的定义偏重对数字内容持续施加安全保护，后来范围扩展为对数字内容进行交易、监控和追踪的全过程管理^[2]。不同文献对它的边界仍有差别，学术界尚无完全统一的定义^[3]。

在行业标准中，这一概念被限定在具体业务场景内使用。中国广播电视行业标准 GY/T 277—2019 将其界定为视音频内容从分发到终端接收播放，以及终端之间传递过程中的版权保护^[4]。

原理

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的一般做法是先把内容加密，再把解密所需的密钥与使用规则一起放进许可证，由客户端在满足条件时取回并解密播放^[5]。内容本身因此可以较为自由地分发，真正受控的是能否取得有效许可证^[6]。

加密通常采用对称算法处理内容，用非对称算法和数字证书处理密钥与身份。对称加密速度快，适合大批量媒体数据；非对称加密运算代价高，多用于密钥交换和签名^[7]。客户端一侧的可信执行组件负责验证许可证是否有效、检查其中的使用条件，并在条件满足时才把解密后的内容交给播放程序^[5]。

系统在结构上一般分为内容服务端、许可证（授权）服务端和用户端三部分。服务端负责内容打包、密钥生成与许可证签发，用户端负责身份认证、权限判断与解密^[2]。中国标准 GY/T 277—2019 基于密码技术、公钥基础设施和授权技术，规定了端到端逻辑架构、内容授权、密钥管理和信任模型^[4]。

在流媒体场景中，播放器先向许可证服务器请求密钥，服务器返回与该内容、该设备绑定的许可，播放器据此解密。同一内容可以配置多个密钥，也可以按下发策略支持密钥轮换^[8]。许可证中可写入播放次数、有效期、设备类型等限制条件，使权利范围能够被技术手段具体执行^[9]。

发展历程

数字版权管理的技术雏形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带有解密专用硬件的软件服务体系，其基本思路是加密内容并允许用户向权利方付费后取得使用权^[10]。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普及使数字复制与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围绕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开始进入立法议程^[10]。

1996 年 12 月 20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除将相关权利延伸到网络环境外，还要求缔约方制止规避有效技术措施的行为，并对权利管理信息提供保护^[11]。这两个条约分别于 2002 年 3 月 6 日和 2002 年 5 月 20 日生效^[11]。

受条约影响，美国于 1998 年制定《数字化时代版权法案》，从规避行为和规避设备两个方面规定了技术措施的保护；欧盟于 2001 年颁布《信息社会版权指令》，作出类似安排^[12]。中国 2001 年修订著作权法时原则规定了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2006 年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又对相关内容作了细化^[12]。

2000 年代，随数字音乐商店兴起，加密音乐文件与设备绑定、限制可授权设备数量成为常见做法，不同厂商的加密方案互不兼容也由此显现^[10]。2010 年代以后，音频与视频流媒体平台广泛部署 DRM，用浏览器和应用程序内的解密播放替代可自由拷贝的文件下载^[10]。

在中国，行业标准化工作同步推进。GY/T 277—2014《互联网电视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规范》于 2014 年 5 月首次发布，2019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 GY/T 277—2019 将其修订为覆盖更广的视音频内容分发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规范^[4]。2021 年 2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视音频内容分发数字版权管理标准体系，涵盖基础、业务集成、测试和系统实施 4 类共 12 项标准。

应用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是应用最集中的领域。相关标准覆盖有线数字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和互联网视频等场景，终端包括智能机顶盒、智能电视一体机、智能移动终端和个人电脑。自 2020 年起，行业机构依据 GY/T 277—2019 及配套测试、合规性标准开展 DRM 技术与产品评估，推进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 4 个层次的部署^[13]。

在流媒体播放技术层面，主流移动平台通过系统级接口支持多种 DRM 方案，并针对不同方案限定可用的流媒体格式与最低系统版本^[8]。云端媒体服务则通过统一的密钥交换接口向 DRM 提供商获取加密密钥，并由提供商向播放器签发解密许可证^[14]。

电子书、数字音乐和软件发行也是典型用途。电子图书馆与数字内容平台采用权利信息管理、许可证管理和访问限制等方式，控制数字资料的合法使用。在出版与文献领域，术语规范亦将网络出版物、数字电影、数字音乐、图片和软件列为主要保护对象^[1]。

与 DRM 相配套的还有版权标识与公共服务体系。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提出的数字版权唯一标识符体系，为登记的数字作品分配唯一编码，并借助电子签名与数字证书实现权属信息的在线查验^[15]。这类标识机制解决的是权利归属的确认问题，与内容加密和使用控制相互配合^[15]。

局限

技术措施与法律赋予的使用例外之间存在张力。有研究指出，DRM 在强化权利人控制的同时，可能压缩合理使用的空间，使原本无需许可的使用也需要付费取得授权^[16]。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研究也把 DRM 对版权例外与限制的影响列为政策议题^[17]。

隐私是另一项被反复提及的问题。使用受保护内容通常需要注册并提供个人信息，系统为追踪使用行为还会收集使用数据，存在信息泄露或被转作他用的风险^[16]。有学术文献将隐私顾虑、对开源软件的影响以及与合理使用原则的不兼容，列为 DRM 引发争议的几个方面^[18]。

互操作性不足是长期存在的技术障碍。市场上存在多个标准组织与技术供应商，其产品基于不同协议、文件格式和技术标准，系统之间缺乏互通接口，同一份受保护内容往往只能在特定终端或特定软件上使用^[16]。有意见还指出，DRM 可能妨碍需要使用辅助技术的用户获取内容^[19]。

DRM 也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规避。版权人使用的技术措施本身可能被其他技术破解，这正是立法需要对技术措施另行提供保护的原因^[20]。国外已有研究认为，DRM 系统的推广与用户接受度取决于安全性、隐私、互操作、开放性与易用性等技术因素，以及商业模式与法律框架是否均衡^[21]。

参见

• 数字水印 —— 在数字内容中嵌入标识信息，与加密手段配合用于版权确认与追踪。

• 许可证 —— 承载解密密钥与使用条件的授权凭证，是 DRM 系统的核心组件之一。

• 公钥基础设施 —— 为身份认证、证书签发和密钥分发提供信任基础的技术体系。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 1996 年通过，要求缔约方保护技术措施与权利管理信息。

• 数字千年版权法 —— 美国 1998 年立法，从行为和设备两方面规定技术措施保护。

• 信息网络传播权 —— 中国著作权法中就网络传播规定的权利，与技术措施保护相互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