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率

定义

存款准备率是中央银行依法要求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按存款总额的一定比例向中央银行缴存准备金时所适用的比率^[1]。按这一比率缴存的部分称为法定存款准备金，通常不得动用；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超出该数额的部分称为超额准备金，其规模由金融机构自行决定^[2]。两者合计构成存款准备金总额，其中法定部分是存款准备金总额最主要的构成部分^[1]。

存款准备率通常以存款负债的百分比表示，其高低直接决定同一笔存款中可转化为贷款的资金规模^[3]。例如比率为10%时，金融机构每吸收1000万元存款须缴存100万元准备金，其余900万元可用于发放贷款^[4]。法定存款准备率与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并列为现代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三大政策工具^[1]。

原理

存款准备率作用于货币供给的过程以货币乘数为枢纽。存款准备金比率越高，同一笔基础货币能够支撑的存款扩张倍数越小；反之则越大。在不考虑现金漏损与超额准备等因素的简化条件下，货币乘数与法定存款准备率大体呈倒数关系，即 $m = 1/r$，其中 $r$ 为法定存款准备率^[5]。

这一关系可借助派生存款过程理解：一笔原始存款进入银行体系后，扣除准备金的部分被贷出，贷款又形成新的存款，如此循环，存款总量按等比数列累加。若比率为20%，则100万元原始存款理论上可支撑500万元存款总量^[6]。

flowchart LR

A[原始存款 100] --> B[缴存准备金 20]

A --> C[可贷资金 80]

C --> D[贷款形成新存款 80]

D --> E[缴存准备金 16]

D --> F[可贷资金 64]

F --> G[继续派生…]

从操作方向看，中央银行上调比率会迫使金融机构压缩超额准备或收紧信贷以补足法定要求，从而收缩信用、抑制需求过旺与物价上涨；下调比率则释放准备金，扩大信用规模^[1]。由于存款准备率变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较为集中，其政策效应通常大于一般公开市场操作，因此被称作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巨斧”或“猛药”^[7]。

发展历程

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雏形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最初用于保障金融机构的支付与清算能力^[8]。美国1863年通过、1864年修正的《国民银行法》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规定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1913年《联邦储备法》建立联邦储备银行体系，要求会员银行以库存现金和在联储银行存款的形式缴存准备金；1980年《货币控制法案》将缴存范围扩大到非会员银行与储蓄机构^[9]。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该制度的重心逐步从保障支付能力转向限制银行信用创造、调控货币供应量^[10]。

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建立。当年按存款种类设定比率，企业存款为20%、农村存款为25%、储蓄存款为40%；1985年统一调整为10%；1987年、1988年先后上调至12%和13%^[2]。1998年3月21日起改革，将准备金存款账户与备付金存款账户合并，法定比率由13%降至8%；1999年11月21日进一步降至6%；2003年9月21日上调至7%，2004年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11]。

2003年至2011年6月，为对冲外汇流入带来的过剩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共32次上调存款准备率，平均比率由6%升至20.1%；2013年以后随着国际收支趋于均衡，又先后29次下调，平均比率回落至6.6%^[8]。2015年9月15日起，存款准备金考核由时点法改为平均法，允许维持期内日终比率低于法定要求，幅度不超过1个百分点^[12]。目前存款准备率分大、中、小型银行三档，分别为8%、6%和5%，平均为6.6%^[13]。

应用

存款准备率的首要用途是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中央银行提高比率可以回收冗余流动性，降低比率则释放长期资金，用以配合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目标^[8]。在外汇占款大量增加、公开市场操作规模有限的条件下，这一工具成为中国对冲被动货币投放的主要手段^[14]。

差别化的存款准备率安排也用于结构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自2004年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按机构类型与规模确定不同档次，并在2008年对大型银行与中小金融机构实施差异化调整，使大型银行适用的比率高出中小银行2个百分点^[15]。此外，对境外机构境内分支机构适用差别比率，可用于抑制跨境资本流入；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则用于汇率单边波动时的逆周期调节。

在金融机构层面，比率构成流动性管理的约束条件。缴存比例越高，可用于放贷与投资的资金越少，机构需要相应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以满足法定要求^[3]。

局限

存款准备率的调控效应较为剧烈。单次调整释放或回收的流动性规模可观，容易引起金融机构过度反应，进而造成市场流动性波动，因此多数中央银行在使用时相当谨慎。以货币乘数直接推算其效果的算法也受到质疑：该算法忽略了备付金、证券投资、贷前审查等环节，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16]。

该工具对金融机构形成成本负担。法定准备金通常只获得较低利率，低于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效果近似于对银行征收间接税，银行可能通过调整存贷款利率将成本转移给存款人或借款人，并影响其与非银行机构的竞争条件^[3]。

金融创新与监管框架的演变削弱了该工具的作用。银行与非银机构之间资金转移增加，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下降，比率调整作为总量工具的效力递减。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以及流动性覆盖率等指标，加上存款保险制度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使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不再主要依赖存款准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的丰富也降低了对这一数量型工具的依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后，存款准备率更多承担辅助流动性管理、稳定市场利率的角色，调整频率明显减少^[8]。

参见

• 存款准备金 —— 金融机构按法定比率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款项，是本词条比率的计算基础。

• 货币乘数 —— 反映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倍数关系的指标，与存款准备率大体呈倒数关系。

• 货币政策 —— 存款准备率作为政策工具所服务的宏观调控框架。

• 公开市场操作 —— 中央银行常用的另一项政策工具，与存款准备率调节流动性的机制不同。

• 中国人民银行 —— 中国存款准备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机构。

• 巴塞尔协议Ⅲ —— 提出资本充足率与流动性指标的国际监管框架，与存款准备率的功能形成替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