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酶链式反应

义项: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
聚合酶链式反应

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体外大量扩增特定脱氧核糖核酸(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简称PCR。[1]它依靠变性、退火、延伸三步温度循环,使目标片段的数量每轮翻倍,数小时内可由痕量模板复制出数百万倍乃至更多拷贝。[2]发明者为美国生物化学家凯利·穆利斯,他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该技术已成为病原检测、法医鉴定、基因测序等工作的基础手段。[3]

目录
  1. 定义
  2. 原理
  3. 发展历程
  4. 应用
  5. 局限
  6. 参见

定义

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在体外对指定核酸片段做酶促合成、并借反复热循环使其数量成倍增长的实验技术。[2]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把它定义为:在模板 DNA、底物、上下游引物和耐热 DNA 聚合酶齐备的条件下,经多次“变性—复性—延伸”循环,痕量模板可扩增至几百万倍。[2]它被看作生物体内 DNA 复制过程在试管中的模拟,扩增的起点与终点由一对引物的位置决定,因而产物长度是可设定的参数。[4]

反应体系通常包含四类成分:含待扩增序列的 DNA 模板、一对短链寡核苷酸引物、耐热 DNA 聚合酶以及四种脱氧核苷三磷酸(dNTP)。[2]反应在称为热循环仪的温控设备中进行,该仪器能在变性、退火、延伸三个温度之间按程序切换。[1]若以 RNA 为起始材料,需先用逆转录酶把它转成互补 DNA,再进行扩增,这一分支称为逆转录 PCR。[5]

原理

每一轮循环由三个温度阶段构成。[5]首先在约 94 摄氏度下短时加热,双链 DNA 之间的氢键断裂,解成两条单链模板;随后温度降至 55 至 65 摄氏度,引物按碱基互补配对原则结合到模板的相应位置;最后升温至约 72 摄氏度,耐热聚合酶以单链为模板、以 dNTP 为原料,沿 5′ 到 3′ 方向把核苷酸逐个接上,合成互补链。[5]一轮结束后新链与模板一同被解开,两者都可充当下轮的模板,因此产物量按 $2^n$ 的方式累积,其中 $n$ 为循环数。[6]

整个流程可以用下图概括:

$\text{双链模板} \xrightarrow{94\,^\circ\text{C 变性}} \text{两条单链} \xrightarrow{55\sim65\,^\circ\text{C 退火}} \text{引物结合} \xrightarrow{72\,^\circ\text{C 延伸}} \text{两条双链} \longrightarrow \text{进入下一轮}$

反应的特异性主要取决于引物与靶序列两端是否精确互补,而不是聚合酶本身。[1]循环次数通常在 25 至 40 次之间,经过 30 轮左右,目标片段理论上可放大约 10 亿倍,因此即便样本中只有极少量模板,也能积累到可检测的水平。[7]热循环仪因此本质上是一台精密的温控装置,升降温速率与温度均一性直接影响扩增效果。[1]

耐热聚合酶是整个体系得以自动化的关键。取自水生栖热菌的 Taq 酶最适活性温度在 75 至 80 摄氏度附近,在 92.5 摄氏度下半衰期超过 2 小时,因此不会在每轮变性时失活。[8]它的不足是缺少 3′ 到 5′ 外切酶校正活性,复制保真度较低,早期测得的错误率约为每 9000 个核苷酸出现 1 次错误。[8]对保真度要求高的场合可改用带校正功能的聚合酶,例如 Pfu,但其合成速度相对较慢。[8]

发展历程

体外扩增核酸的设想早在 1971 年就由霍拉纳等人提出,但因基因序列分析尚不成熟、耐热聚合酶未见报道、引物合成困难,长期未获实施。[1]1976 年,钱嘉韵与埃德加、特雷拉从极端嗜热水生栖热菌中纯化出一种稳定的 DNA 聚合酶,最适温度约 80 摄氏度,即后来的 Taq 酶,为高温循环扩增提供了酶学基础。[8]

1983 年,在美国 Cetus 公司任职的凯利·穆利斯在驾车途中形成多聚酶链式反应的构想,同年年底用同位素标记法观察到 10 个循环后的特异性片段。[1]相关专利申请于 1985 年 10 月提交、1987 年获批,首篇学术论文于 1985 年 12 月发表;1986 年他在冷泉港实验室作专题报告后,该方法开始在全世界推广。[1]把耐热聚合酶引入反应体系后,不必每轮补加新酶,操作大幅简化、成本下降,PCR 才真正走向常规应用。[1]

1993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化学奖的一半授予穆利斯,奖励其发明 PCR 方法,另一半授予迈克尔·史密斯。[3]1992 年,实时荧光定量 PCR 的原理被提出,通过在反应中加入荧光基团并实时读取信号,PCR 由定性走向定量。[9]数字 PCR 的概念在 1999 年由 Vogelstein 等人在癌症罕见突变检测中明确提出,其做法是把反应体系极限稀释后分装到大量微孔中计数。[10]按产物检测方式划分,普通 PCR、荧光定量 PCR 与数字 PCR 常被称为三代技术,三者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11]

应用

在感染性疾病诊断中,PCR 直接检测病原体的核酸序列,不必等待微生物培养,因而缩短了报告时间。[3]诺奖说明中提到,该方法可用于发现 HIV 感染,也可在遗传病中定位致病的基因改变。[3]新冠疫情期间,实时荧光定量 PCR 成为病毒核酸检测的主要手段,用于判断样本中是否存在病毒特异性基因片段。[7]

在法医学与个体识别中,PCR 可对现场遗留的极微量生物检材做扩增,再通过短串联重复序列分型进行比对。[7]同一原理也用于亲子鉴定与骸骨、陈旧样本的身份确认。[12]

在基础研究与基因组学中,PCR 为测序、克隆、探针制备和突变引入提供足量模板。[3]人类基因组计划大量依赖基于 PCR 的方法,有参与该计划的学者回顾认为,这类方法的普及对计划最终完成起到了关键作用。[13]此外,对琥珀中昆虫、化石等古材料提取的降解 DNA 做扩增,可用于古生物学与演化关系研究。[3]

在农业与食品领域,PCR 用于转基因成分鉴定、致病微生物检验和肉类掺假识别;在环境监测中用于水体、土壤微生物群落与病原体筛查。[14]多重 PCR 可在同一反应中放置多对引物,同时扩增多个靶标,提高单次检测的通量。[14]

局限

PCR 的灵敏度同时也是它最脆弱之处:极微量的扩增产物或外源 DNA 污染进入反应体系,就可能被判读为阳性,产生假阳性结果。[2]反之,样本中的抑制物、模板降解或引物设计不当会造成扩增失败,形成假阴性,因此该技术对实验条件和质量控制要求较高。[2]

它检测的是核酸序列而非完整的活体细胞,扩增阳性可能来自已死亡的微生物或不再具备感染性的核酸,因此不能据以判断病原体是否存活。[15]普通 PCR 只能给出有无的定性结论,终点产物的量误差较大,无法准确定量。[16]

荧光定量 PCR 的定量依赖阈值循环数与标准曲线,扩增效率受抑制剂和试剂批次影响,低拷贝样本的灵敏度与分辨率受限,不同厂家试剂与仪器之间的结果可比性也不理想。[16]数字 PCR 虽可绝对定量,但动态范围较窄、设备与耗材成本高,且因只读取终点荧光,对引物特异性要求很高,非特异产物也可能被判为阳性。[17]此外,Taq 酶缺乏校正活性带来的复制错误,使产物序列与原模板可能存在个别碱基差异,需要高保真扩增时须选用其他聚合酶。[8]

参见

  • DNA聚合酶 —— 催化引物延伸、决定扩增速度与保真度的核心酶类。

  • 热循环仪 —— 按程序在三个温度间切换、完成 PCR 反应的温控设备。

  • 实时荧光定量PCR —— 在反应中加入荧光标记、可实时监测并定量产物的第二代 PCR 技术。

  • 数字PCR —— 把反应分割到大量微反应单元中计数、实现绝对定量的第三代 PCR 技术。

  • 逆转录PCR —— 先将 RNA 逆转录为互补 DNA 再扩增,用于 RNA 病毒检测与基因表达分析。

  • DNA测序 —— 与 PCR 结合使用,用于读取扩增片段碱基排列的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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