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安全

定义

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安全术语》的表述，核安全是指实现正常的运行工况、防止事故或减轻事故后果，使工作人员、公众与环境免于不当辐射危害^[1]。该术语在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中常简称为“安全”，其覆盖对象包括核设施安全、辐射安全、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与放射性物质运输安全，不含与辐射无关的安全方面^[1]。

另有一类较窄的用法，把对象限定在核设施本身。中国于1994年加入《核安全公约》，该公约的适用范围即为核设施的安全，属于狭义核安全^[1]。中国《核安全法》将核安全界定为：对核设施、核材料及相关放射性废物采取预防、保护、缓解和监管等安全措施，防止因技术原因、人为原因或自然灾害引发核事故，并最大限度减轻事故状态下的放射性后果^[4]。该法列举的核设施包括核动力厂及装置、研究堆与临界装置等其他反应堆、核燃料循环设施以及放射性废物处理、贮存、处置设施^[4]。

原理

核安全的技术基础是纵深防御。原子能机构《基本安全法则》指出，纵深防御通过连续且相互独立的若干防护层来实施，某一防护层失效时后续防护层须继续发挥作用，从而使任何单一技术故障、人为失误或组织失误都不致造成有害影响^[5]。不同防护层各自的独立有效性，是该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5]。

核电厂通常把纵深防御划分为5个层次：第1层防止偏离正常运行和安全重要物项故障；第2层探测并控制偏离正常运行的状态，阻止预计运行事件升级为事故；第3层通过固有安全特性和专设安全设施控制设计基准范围内的事故；第4层控制严重工况，防止事故进展并减轻后果；第5层减轻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造成的辐射后果^[5]。与之配套的还有多重实体屏障设计，以及把能动、非能动和固有安全特性结合起来，以增强屏障对放射性物质的封闭效果^[6]。

在系统层面，安全重要系统须满足单一故障准则，即在任一单一故障存在时仍能执行既定安全功能，常见实现方式是设置两套或更多相互独立的冗余通道。

发展历程

核安全早期被视作各国国内管辖的事务。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跨境影响改变了这一认识，多国政府主张制定国际法律文书，以规范各国核设施应达到的安全水平^[7]。1991年9月，原子能机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总干事设立不限名额的非正式工作组起草安全公约文本；1994年6月的外交会议通过协商一致的案文，公约于1994年9月开放签署，1996年10月生效^[7]。该公约采用同行评审机制：缔约国提交国家报告，其他国家在缔约方会议上审阅并提出意见^[7]。

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核安全的关注，其表现包括原子能机构部长级核安全大会宣言、《核安全行动计划》以及2015年2月协商一致通过的《维也纳核安全宣言》^[3]。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关于福岛事故的报告提出了45条旨在加强全世界核安全的意见和经验^[3]。

中国方面，1979年三哩岛事故促使核安全监管和技术审评受到重视^[8]。1984年7月2日，国务院批复设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核安全局，对民用核设施实施核安全审查、监督和管理^[9]。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8]。1998年国家核安全局并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实现核安全、辐射安全与辐射环境的统一管理^[9]。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4]。

应用

核安全制度主要落在许可与审评环节。中国对民用核设施实行许可证制度，营运单位须分别取得场址选择审查意见书、建造许可证、运行许可证等文件，方可开展相应阶段的建造、运行与退役活动^[2]。安全审评是许可的技术基础，只有在审评确认申请文件符合核安全法规标准后，监管部门才颁发许可证件^[2]。

《核安全法》规定，核设施营运单位对核安全负全面责任，为其提供设备、工程和服务的单位负相应责任；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核安全监督管理，并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国家核安全规划^[4]。法律还要求建立核设施营运单位核安全报告制度与核安全经验反馈制度，营运单位应建立自身的经验反馈体系^[4]。核安全标准被定位为强制执行的标准^[4]。

在组织形态上，中国建立了总部机关、地区监督站、技术支持单位“三位一体”的核安全监管组织体系，并在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东北设立6个地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作为派出机构实施区域监督检查^[10]。此外还设有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等专业技术机构，为安全审查、独立验证与辐射环境评价提供支持^[10]。

国际层面，原子能机构的全球安全制度由国际公约、行为准则、国际商定的安全标准，以及对监管控制和设施活动安全开展的国际同行评审等要素构成^[11]。各国被鼓励定期接受原子能机构同行评审团并公开分享结果^[3]。

局限

核安全与核安保目标相近但并不等同：前者针对非故意事件，如自然灾害、硬件失效、内部水淹或火灾以及人为差错；后者针对窃取核材料、蓄意破坏、擅自进入等恶意行为^[12]。两套措施可能相互掣肘，例如出于安保目的设置的延迟屏障，可能妨碍电厂人员在安全事件中快速进入处置^[12]。

风险分析方法本身也有边界：针对自然事件、设备故障和人为差错的安全风险，可同时采用确定论与概率论方法评估；而安保领域的风险分析只依赖确定论方法^[12]。纵深防御也只能把风险降到很低，并不能使叠加故障或重大有害影响的概率归零，因此需持续评估与再评估^[5]。

监管层面，《核安全公约》采用激励型机制，其执行依靠国家报告与同行评审形成的政治压力，原子能机构的相关访问属于应成员国请求开展的安全服务而非检查，其结果不构成监管体系^[7]。这意味着国际核安全约束主要依赖缔约国的自愿履约与相互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