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

定义

大后方指战时位于战线后方、未被敌军占领的纵深区域，既包括军队的基地与补给依托，也包括支撑战争的民用生产与社会生活。它与前方、前线构成一对相反而又相互依存的空间概念，本身并不是严格编制下的正式军语，而是使用较广的非正式称谓。^[1]

在中国学界，战略后方被界定为执行战略任务、借以保存和发展自身力量、最终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即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4]

抗战大后方与抗日根据地、沦陷区并列，被视为战时中国的三大政治版图之一，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各界普遍使用的概念。^[3]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编纂的辞典则把它释为对日抗战时日军势力未达、中国政治军事机关所在的地区，并举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省为例。^[2]

原理

大后方的军事功能建立在前后方分工之上：前线承担交战任务，后方提供军需品、生活补给、医疗救治以及装备的制造、生产和研发。作战一方能否持续获得这些资源，直接决定前线部队的作战能力。^[1]

正因为后方是战斗力的来源，破袭后方交通线、工厂与补给枢纽便成为削弱敌军的手段。闪击战的基础理论之一，就是通过切断敌军前线部队与其大后方的联系和补给，削弱敌军的士气与战斗力。^[1]

现代战争中后方与前线界限逐渐模糊的原因在于军事技术的扩散：航空兵器与远程打击手段使民用生产设施也处于直接威胁之下，战争努力的范围从作战部队延伸到工厂与工人，战争由此被理解为总体战。^[5]

发展历程

大后方一类概念在 20 世纪之前即已出现雏形。历史学者指出，民用生产与支援服务对一国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最早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英国显现，其海外贸易与早期工业化使较小的入口规模也能支撑庞大的战争开支。^[5]

与之对应的英语术语 home front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据词源学考证，该词于 1917 年 4 月出现在伦敦《泰晤士报》一篇文章中，用来翻译德语中区分“战斗前线”与“家乡前线”的说法，美国参战后于 1918 年广泛流行，美国宣传机构在其中起了推动作用。^[6]学界也强调，这一术语之所以被造出，恰恰是因为军事与民用领域的传统界限在总体战中发生崩塌。

在中国，大后方作为军事地理概念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曾筹划在西北建立后方根据地，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迁都洛阳，并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后因西北经济与自然条件较差、又靠近华北，其重心逐步转向四川为中心的西南。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受到威胁，国民政府于当年 10 月决定迁渝，认为四川物产与人力条件足以作为持久抗战的根据地；11 月 20 日公开发布迁都宣言，重庆由此成为战时政治军事中心。^[7]据研究者考证，1938 年 10 月武汉会战结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一词开始出现并在此后的中共文献中被普遍使用。^[8]

应用

工业是抗战大后方最核心的支撑。1938 年初国民政府拟订西南西北工业计划，确立以西南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战略，战时的工业方针是“以军需工业为中心”，沿海沿江工厂大批西迁，以迁往重庆为主。到 1940 年 6 月宜昌沦陷、内迁告一段落时，3 年间迁入四川的民营工矿企业共 245 家，物资设备约 9 万余吨，技工 4000 余人。^[9]

交通与能源设施同样纳入后方体系。云南在抗战期间形成马街、茨坝、海口、安宁等工业区，1939 年兵工署第二十二、第五十一兵工厂先后在昆明成立；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成为大后方连接境外的重要运输通道，其中滇缅公路于 1938 年建成，1938 年 12 月至 1942 年 5 月间运入战略物资约 49 万吨。^[10]

教育与科研机构的内迁使后方同时承担了保存文化资源的职能。抗战期间迁入四川的大专院校达 48 所，占战前全国 108 所高等学校的 44%；同济大学于 1940 年 10 月开始迁往南溪李庄，次年 3 月迁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亦相继迁入。^[9][11]

在政治层面，大后方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场域。1939 年 1 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组织的工作；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设置大后方代表团，正式代表 58 人、候补代表 26 人，叶剑英任团长。^[12][3]

在当代，大后方概念仍被用于描述国家战略腹地。2023 年 7 月，四川被定位为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相关论述提出新时代仍存在大后方概念。^[13]

局限

大后方概念的外延并不稳定，学界长期未就其内涵与外延形成共识，抗战大后方研究起步较晚，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仍需梳理。^[3]以地理范围为例，抗战时期西南与西北两个区域缺少整合、作用差异较大，较多场合是分别称呼，直到 1949 年以后两地整合度提高，才更多被合称为“西部”。^[8]

把大后方等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理解也被研究者视为认识误区。就抗战大后方而言，它既是正面战场的指挥枢纽与战略保障基地，也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将其限定为某一党派的后方并不准确。^[3]

作为防御性纵深，大后方本身难以避免战争的技术性威胁。航空兵器与远程打击能力的提升，使民用设施也被纳入打击范围；而在交通被封锁的条件下，后方工业又受制于原材料、电力与运输能力，例如工厂内迁集中于重庆后，曾因电力紧张、原材料供给困难及日机轰炸频繁而难以保证正常生产。^[5]

参见

• 战略后方 —— 大后方在军事战略层面的正式表述，指执行战略任务的基地。

• 抗日根据地 —— 与抗战大后方、沦陷区并列的战时政治版图之一。

• 重庆 ——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驻地与大后方的中心。

• 中共中央南方局 —— 设于重庆、负责大后方统一战线工作的机构。

• 滇缅公路 —— 抗战时期连接大后方与境外的重要运输通道。

• 总体战 —— 使民用生产与社会生活被纳入战争体系的理论背景。